失去读研机会的同时，王文迪还失去了8800元。这是他给一家调剂服务机构支付的“保过费”。

　　李成则支付了6.5万元的“保过费”，但最终还是无学可上。

　　5月5日，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关闭，2022年考研正式落幕。

　　调剂被称为考研路上的最后一公里，如果考生初试通过国家线但没有通过报考学校的院校线，或者通过了院校线但复试后未被录取，这时考生还有一次“上岸”的机会——参加考研调剂。

　　但因为各个院校每年的调剂时间、名额和标准都不确定，这就导致不同考生之间存在着信息差。利用考生信息盲点和焦虑的心理，一批打着“调剂保录”名号的机构应运而生。这些调剂培训机构以“内部信息”为诱饵，以“保过”为承诺，牢牢拿捏考生的七寸，一路牵制考生走完这最后一公里。到最后一些“入坑”的考生不但最终无学可上，还面临退款难、维权难的境遇。

　　在黑猫投诉平台，关于“考研”的投诉有5167个匹配结果，关于“保过退费”的投诉一共1676个。在考研调剂虚假宣传，消费者要求退费的案例中，金额从千元到万元不等。

　　业内人士披露，所谓“保过”，不过是通过“概率游戏”来达到敛取钱财的目的。

　　律师彭艳军认为，机构打着“保过班“的名义招生，这种夸大其词、语言模糊的宣传涉嫌虚假宣传，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而如果教培机构真的如其宣传中所称和院校有“内部合作”，性质就更加严重，除了虚假宣传之外，一经查实则会构成刑事犯罪。

　　“只要交六万五，就一定有学上”

　　李成大学毕业两年，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希望通过考研提升学历找到更理想的工作。

　　他报了政治科目的培训班，认识了一位赵姓老师。

　　2月21日出分，李成考了313分。3月11日，2022年考研国家线公布，李成比国家线高出将近40分，“国家线没有多大参考价值，大多数人都过线30-40分。”但是距离他报考的一志愿院校则还差10分左右，他失去了复试的机会。在赵老师的学习辅导群里面，信息也开始涌现——“需要复试保障和调剂的同学请尽快联系我”，甚至还出现了“保录”这样的字眼。李成有些着急，他联系了赵老师进行咨询。

　　他报出专业、分数等基本信息后，赵老师根据他的成绩和专业报价6.5万元，提供了二三十所院校作为申请选项，学校的地理位置分布在东北、广西、云南等地。

　　赵老师声称能联系上这些院校的老师，保证这些院校能够留出名额，只要李成交了足够的钱，就一定有学上。

　　焦虑之下，李成打算试一试。一方面，这位赵老师在考研政治培训上有名气，李成上过他的课，“觉得这么大老师不会骗我”；另一方面，赵老师在群里发了不少成功调剂案例，“他说一些刚过国家线的学生在他的操作下上了偏远地区的211。那我只是想上个普通学校，觉得他绝对能帮我，就是这种心理。”

　　3月底，李成通过银行转账向赵老师个人账户支付了6.5万元，签下了“保录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双方的目标是确保李成进入协商范围内的意向院校复试范围，并考取其意向专业。协议中只写明一所学校，但在后期协调的过程中，赵老师提供的选择一共有二三十所学校，实际报上考研调剂系统的有十五所左右。

　　协议规定，如果调剂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乙方扣除5000元作为操作费，余额全部退还。

　　李成需要在协商范围内的院校开放调剂系统时进行申请，完成申请后告诉赵老师。“赵老师说剩下的事他去运作。”李成要做的就是等待结果、准备复试。

　　第一所申请院校以失败告终，“你分太低了”，赵老师向李成解释。他们又开始了其他学校的尝试，都没有进复试，“几乎每一所学校都是分太低，今年形势严峻这套说辞。”李成回忆。

　　其间，赵老师几次保证，以李成的情况申请这些学校百分之百没问题。“他说会跟相关院校老师商量扩大复试比例，比如说要是你排在130名，他就跟学校商量扩大到150的复试范围，但最后都没有实现。”

　　“最后那所学校，他也跟我说已经跟院长联系好了，百分之百，明天必录取，结果到最后又不成功”，一个月的战线已经把希望消磨殆尽，几乎已经没有可以申请的学校了，李成觉得自己入了套。

　　新京报记者以考生的身份联系到赵老师。赵老师告诉记者，他今年带的报名保录的学生全部成功“上岸”。赵老师称，在考研的不同阶段，他提供的保录服务不同，如果是在考研初试之前报名保录，他的“保录”包含提供原题、划考试范围、批卷放宽、复试保过等服务，费用超过十万，整个保录过程由他个人联系学校进行操作。不同院校和专业，他收取的费用也不同。

　　如果是在调剂阶段报名保录，包含的服务是复试保过。记者向赵老师询问保录过程是否有保障时，他回复：“这个靠互相信任。”他向记者介绍，如果在考研之前报名保录，由于专业课考试导致考研失败的全额退款，由于公共课考试导致失败的不退款，初试过了，复试没有过的退还全额的40%。

　　5月4日，一名新传专业370分的学生向赵老师咨询2023年考研保录，赵老师提供的保录学校有河北某大学、曲阜某大学，费用为14万，并保证百分之百保录。但据网友统计，2022年河北某大学新传专业录取的最低分大概为373分。

　　套路

　　王文迪是医学类的考生，报考了超声影像专业硕士。他的成绩是340分，与理想院校失之交臂后，他选择了调剂。

　　他通过微店向一家调剂辅导机构支付了8800元，订单名称显示为“复试保过班”，合同名称也是“复试保过班”。合同规定辅导课程一共有25个课时，分别由三个老师负责，一个日常英语问答，一个专业课辅导，一个调剂老师。上专业课的老师是正在某医科大学学习影像专业的学姐。

　　王文迪对老师上课的水平不满意，前后一共上了两节课，加起来是三个小时。这家机构后续也没有再给他排课。

　　他加上调剂辅导老师的微信，按照对方建议，填报了很多学校的超声影像专业，没有一个收到复试通知。后来更换为临床医学专业，也没收到通知。

　　再后来，老师直接“摆烂”，不回信息，让他自己看调剂系统，什么学校有名额就填什么学校。

　　最后，调剂辅导老师建议他去基础医学，这个专业他凭借自己的实力就能上，并不需要调剂机构任何辅助，“因为对于基础医学，我算高分。如果我去基础医学，我还用得着他们吗？”

　　4月12日，眼看超声影像专业已经没有多少名额，王文迪开始去微店申请退款，理由是：培训机构没有履行承诺，一是课时不够，二是调剂没有成功。

　　这家培训机构的老师称，合同中规定，中途退课属于中途放弃，不退钱，如果最后没有录取退三千五。机构负责人在微信中回复王文迪，因为成本高，只能退3000多元，“咱走的是量”。他同时还补充道，“如果你不挑学校，不挑专业，我肯定保证让你今年有学上。”

　　协商未果，王文迪开始在微店上投诉，微店根据王文迪提供的聊天记录和截屏，判定双方都有责任，让双方自行协商，如果超时未协商一致，微店支持扣除三课时费用，支持培训机构退款7150元。

　　目前，王文迪还没有和对方协商一致，而这家培训机构对微店的判定结果拒不执行，微店已对这家店铺进行处罚，下架了该店里的所有产品。

　　记者添加了这位负责人的微信后发现，他已经开始宣传2023年考研“保录”，一张名为保录初复试班的宣传图片里，初试标价14888元，复试5000元。

　　记者向他咨询2023年考研辅导，他推荐了一对一高分学长专业课辅导，从初试到复试保过，价格不超过2万元，“这个保过班已经是最便宜的了”。当记者询问如果不过能否退费时，他回答，不到2万的班是普通的保过班，“即使不过也退不了多少钱”。如果报“更强的保过班”需要支付4万元，包初试复试和调剂，如果没录取，可以退一半。

　　赌一把概率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为457万，比2021年报考人数377万人增加了80万人，增长率为23%，创下历史新高，成为我国研究生全国统一考试以来，增长率最高的一次。

　　随着考研人数的日益增长，提供各式各样服务的考研机构层出不穷：考研择校分析、封闭式集训、复试保过班等等。

　　祁航是一家考研机构的创始人，他总结：“长期来看，在这些业务中，利润最稳定的就是录播课，风险最大的则是调剂业务，因为它要么是赚个整理信息的辛苦费，几百块给你一份整理好的各院校调剂情况；要么就是空手套白狼，收个高价保证院校录取考生，不过就退款，赌一把概率，只要报名的人多，总能赚到钱的。”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的考研调剂服务五花八门，从几百元的调剂信息整理，到几千元的调剂一对一择校指导，再到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保过”，应有尽有。

　　祁航介绍，“保证录取”是很多机构都会开设的一种业务，考研机构往往宣称自己有关系，能获取到内部的调剂信息，并有专业指导老师进行一对一调剂指导，保证考生被机构合作的定向学校录取，如不录取，则全额退款。

　　祁航告诉记者，大多数考研调剂服务中，机构所宣传的“一对一”定制指导服务其实是“一对多”，调剂指导老师往往将同一个信息文档群发给每个考生，给考生提供的调剂指导分析也仅是根据模板进行轻微调整。

　　祁航说，这些保过班利用“暗箱操作” “内部关系”来作为障眼法。很多考生凭借自己的成绩和水平过调剂也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了解相关院校公开的调剂信息，按照流程参与复试、进行调剂，就能被录取，而机构谈及的所谓“暗箱操作”根本就没有生效，“保过”只是起到了一种安慰剂的作用。

　　而机构宣传中所说“如不录取，全额退款”的承诺也有着隐形条款，在什么条件下退费、什么时间退费、退多少费用都由机构决定，就出现机构以各种原因拒绝退款的情况。

　　在祁航接触的案例中，有些机构最终确实能退款，但退款的时间并不及时，需要考生用研招网未录取的截图、身份证等信息提出申请，有时还会以“领导审批较慢”“财务系统出了问题”等各种理由推托退款。有成功获得机构退款的考生发帖表示，几经催促的退款在交费半年多后才返还，并且是由某理财机构的账户打来的。

　　更细的分工

　　祁航说，在更模式化运营的机构中，则有着更细的分工，还会有专门的宣传人员。比如“教务老师”就是专门负责推销机构服务的人员，他们会加入各大考研交流群，有些专门负责在群内活跃发言，趁机打探出考生们的意向院校和基本情况，并以直系学长学姐的身份私信考生，分享自己的“报班经验”，从而宣传自己所在的培训机构。此外，机构还会安插很多“水军”，在公众社交平台和群聊内互相跟帖，以此显示自己机构的可靠性。

　　魏书林曾报名了一家知名考研机构的全程班，成功考取研究生后她也回到了这家机构兼职。

　　魏书林所在的机构为调剂的考生提供了在线智慧系统进行信息查询，负责数据更新的工作人员用代码爬取网络上各个院校的数据，机构内院校在读的学长学姐也会进行调剂信息补充，考生点进系统之后，可以选择自己的专业，就能看到可以调剂的院校信息。

　　祁航发现，考生往往会向上一届考研成功的学长学姐“取经”，但很少去寻找那些失败的经验，而被调剂机构欺骗的考生常常也只能是自认倒霉。

　　在祁航的经历中，相对于成熟的机构来讲，考生个人的投诉和举报往往显得弱势，无法与之抗衡。大部分机构会有工作人员直接与考生对接，有时也会建立一个付费保过考生的交流群，但群内学生被禁止发言，以防报班的考生们相互交流，进行联合举报。

　　社交平台的曝光也会被“控评”，魏书林曾在某社交平台不同问题的回复区发帖吐槽自己所在的机构很“坑”，但这些帖子都以“侵犯企业利益”的名义被删除了。翻阅这家机构的相关评论帖，“基本上要么就是一句话‘我觉得不好’，要么就是长篇大论说这个机构特别好。”

　　“天价保过”或涉嫌犯罪

　　针对类似的“天价保过”调剂案例，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彭艳军律师认为，如果培训机构或个人利用非正当的行贿手段去做了相关的“内部疏通”工作，则相关人员可能会涉及行贿受贿等犯罪。

　　如果培训机构或个人以“有内部关系、百分百录取”为虚假承诺，实质上未做任何工作，最终并未达到任何“保录”目标，且事后拒不退费，则他们的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款，涉嫌诈骗罪。

　　针对李成的案例，彭艳军分析，如果赵老师实质上只是利用自己的从业经验和信息优势来帮助考生增大录取的几率，但却总是虚假承诺“有内部关系、百分百录取”，以此来做噱头，那么他的行为属于以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

　　李成签署的协议名称为《2022年考研调剂服务协议》，在协议中，赵老师收取6.5万元高额费用后到底提供哪些具体服务？“整个协议中对这些关键事项语焉不详，令人费解。”

　　另外，对于协议中的大量有利于赵老师的不予退费的免责条款，彭艳军分析，这些免责条款实质上属于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霸王条款，通常为无效条款，考生可以获得相应的退费。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考生无法退款的情况，我本人接到过很多类似的咨询。”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韩卓伦律师认为，“保过班“在法律上属于一个灰色地带，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善，违法操作的情况比比皆是。但维权之路往往是艰难的，主要原因是证据不足，或最终培训机构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彭艳军分析，在王文迪的案例中，关于“中途退课属于中途放弃不予退费”的条款属于霸王条款，有违公平原则。“微店的处理决定系根据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双方的过错，确定各自的责任，比较合理。”

　　除了李成和王文迪，还有的考生吐槽自己的遭遇：交费2980元，“给三个学校的联系方式让我自己打电话联系，最后没一个进复试。”有的考生花99元才能进群，群聊内容为复试和调剂的官方信息、基本准备步骤，听课人数将近200人，一次课过后群解散，负责人消失。

　　彭艳军认为，机构打着“保过班“的名义招生，这种夸大其词、语言模糊的宣传涉嫌虚假宣传。《广告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含有对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的内容。相对应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对其展开调查并依法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保录包过”严重威胁考试安全

　　记者梳理发现，针对考研培训机构的乱象，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都有相关政策规定或整治要求。在2015年教育部召开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上，时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就指出，一些考试培训机构变换方式，打着所谓“保录包过”等旗号进行“助考”活动，严重威胁考试安全。各地教育考试部门要会同公安、工商等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针对新情况，集中开展清理整顿，严厉打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

　　2022年，教育部《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明确要求：严禁招生单位内部任何部门和工作人员举办或参与举办考研辅导活动。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目前国家针对校外培训的治理是全口径的，但现有的实施分轻重缓急，“相对来讲，针对成年人的校外培训治理力度不如九年义务教育大”。

　　储朝晖观察发现，每一年都有“天价保过”的新闻，但这些机构仍有市场空间，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人通过这些路径走通了”。在储朝晖看来，目前的研究生录取仍然以应试为主，“这样就给培训机构钻了空子”。

　　他指出，如果评价体系是多元的，综合的，培训机构无法满足多样化的需求，没有固定的知识范围，那么培训机构也就不会迅猛地大范围扩张。

　　彭艳军律师也提醒考生，“被动入坑”情有可原，但“主动入坑”实属不该，考生们要通过正规合法途径和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考研梦，而不是去迷信“保过”等非正常手段。

　　如果已经“入坑”，彭艳军建议考生通过以下四种途径解决：与机构协商解决纠纷；向相关部门投诉；申请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如认为涉及刑事犯罪，可向公安部门报案。

　　韩卓伦律师建议，投诉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看签订协议的主体是谁，若主体是学校，则向当地教育局投诉；若主体是普通的培训机构，那么应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或消费者协会投诉；第二，看对方是否存在无证办学，虚假宣传或者不开发票私账收款等情况，可向对应的教育局、市场监管局或当地的税务局投诉举报。

　　(李成、王文迪、祁航、魏书林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实习生 王一凡 王亦心 【编辑:田博群】